张清涛|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张清涛，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嘉道时期；清朝；越南；藩属关系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对外政策，与周边国家构建了以清朝为主导、以封贡为纽带的藩属体系。嘉道时期，清朝经过康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落，在对外政策上趋于保守。在整个清代与越南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嘉道时期是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在整个中越关系史上呈现新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前期或者光绪时期，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且已有成果主要探讨嘉庆初年清阮藩属关系的建立问题，但论述还不够深入，对整个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发展演变也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清朝与阮朝藩属关系的建立过程以及藩属体系下清阮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并总结这一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

一、安南新旧阮之争及清朝态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安南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发动了反抗广南阮氏统治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西山政权。为了与广南王阮氏区别，阮文岳兄弟被称之为“新阮”，广南阮氏则被称之为“旧阮”，新旧阮为争夺安南统治权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这场战争也被称之为“新旧阮之争”。

西山农民起义爆发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占据了归仁城。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起义军，广南旧阮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广南阮主阮福淳以尊室香为节制，率军讨伐西山新阮，但惨遭失败。阮文岳等乘胜追击，广南旧阮纷纷败退。据《大南实录》载：“岳进据广义府，该奇尊室斌拒战不克，引还，岳又使其党侵掠延庆、平康诸府，于是广义以南至平顺，皆为岳所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阮福淳禅位于东宫阮福旸，“东宫以事势交逼，不得已受命，称新政王，尊上为太上王”。九月，西山新阮擒获了阮福淳、阮福旸以及众多宗室，并将其杀害。至此，广南旧阮政权已被推翻，西山新阮控制了今天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区，但是新旧阮之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春正月，阮王侄子阮福映被旧阮残存势力尊为大元帅并摄理国政。阮福映积极招纳旧臣，整顿兵马，试图收复失地。自1778年至1782年，阮福映与西山军经过四年激战，虽然各有胜负，但是由于实力悬殊，西山军最终占领柴棍和嘉定，阮福映不得不匿避于海中的富国岛。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秋八月，阮福映部下朱文接收复柴棍并派人去富国岛告知阮福映，阮福映大喜，回銮柴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西山阮文侣、阮文惠复率兵来攻打阮福映，阮福映不敌，退走三埠，“从臣惟阮金品等五六人，兵不满百人”。此后不久，阮文惠又驱兵前来，阮福映失利退回富国岛。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在西山军的追击下阮福映逃至暹罗，寄居于暹罗望阁城。

在阮福映避难于暹罗期间，安南国内局势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控制了旧阮的统治区域后，阮文惠以“扶黎灭郑”之名挥兵北上，攻陷了黎朝国都升龙，消灭了郑氏集团，但由于新阮政权人心未稳，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阮文惠恢复了黎显宗的权利。黎显宗去世，阮文惠又拥护皇孙黎维祁继位，随后命部将分守升龙及其以北地区，阮文惠自己率师返回富春。阮文惠南返后，郑氏集团又重新独揽政权。黎维祁密诏驻守在义安的西山新阮部将阮有整北上升龙，诛灭郑氏集团势力。然而，不久阮有整又大权独揽，势力渐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阮文惠又以诛阮有整为名，再次派军北上升龙，黎维祁仓皇出逃，西山新阮重新控制了北方地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受黎维祁求助，乾隆帝以兴灭继绝为旗帜，出兵安南，扶黎灭阮。但是，清朝的军事行动先胜后败，最终不得不于1789年撤出安南。至此，安南北方也被西山军完全控制，黎朝灭亡。随后，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以阮光平名义多次上书清朝求和请封，乾隆帝承认了西山政权对安南的统治，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与安南西山朝建立了藩属关系。

在新旧阮之争后期，以阮福映为代表的旧阮势力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西山朝统治辖区不断缩小。面对阮福映的步步紧逼，阮光缵多次向清朝求援，但是嘉庆帝均以“与内地无涉”“不必过问”的态度敕谕大臣严防边隘，拒绝出兵。对此，《大南实录》也有记载：“西贼阮光缵奔北城，改伪号宝兴，使人如清乞师，清人不许。”在藩属体系下，西山阮氏作为清朝的册封对象，清朝有责任维护其在安南国的正统地位。但是，面对西山阮氏的求援，嘉庆帝仍秉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嘉庆帝恪守藩属体系下“不治夷狄”的礼法制度，不干涉属国内政。清朝建立后，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以清朝为中心的藩属关系。双方通过“册封朝贡”的政治往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字小事大”“兴灭继绝”等礼治体系，共同维系东亚政治秩序的稳定。在藩属体系下，清朝虽然要承担“兴灭继绝”的责任，但是同时也秉持“不治夷狄”的原则，对属国内政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不问其国内之政，不问其境外之交”。所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属国内部“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事之常，中国并不过问”。也正是这样，面对安南新旧阮之争，嘉庆帝从藩属体系中礼法制度出发，敕谕守边大臣严守边界，对安南内乱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第二，嘉庆帝对西山阮氏纵容海盗的行为不满。在清代，海盗问题一直影响着清朝沿海地区的稳定，是困扰清朝统治者的一个大问题。嘉庆初年，清朝虽然命西山阮氏缉捕海盗，但其不仅不配合，反而窝藏海盗，劫掠清朝商船。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福州将军魁伦缉拿到乌槽船海盗，“内有安南总兵及该国兵丁”，并发现了安南国的封爵敕命和印信等物，嘉庆帝敕谕两广总督吉庆：“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再此后拿获安南盗匪，审明后当即正法，毋庸解京。”嘉庆六年（1801年），洋盗陈添保携眷内投，言称自己因捕鱼时遭受风难，被阮光平掳去，封为总兵。得知真相后，嘉庆帝极为震怒，“阮光平深受皇考重恩，如此丧心蔑理，实非人类”。可见，嘉庆帝已经对西山阮氏的“不臣之心”深为不满，对其请兵之事予以拒绝亦在情理之中。

第三，嘉庆帝吸取了乾隆“安南之役”失败的教训。乾隆时期，清朝虽欲扶黎灭阮，但是军事上却遭到失利，损失惨重，这也影响了清朝的安南政策，正如阮福映谋臣邓文诚所言：“清人自有事于北河为西贼所挫，能不痛心疾首、积憾贻惭？”加之，嘉庆时期，清朝国内矛盾重重，国力日渐衰弱，在边疆政策上也趋于保守。所以面对阮光缵的乞兵求助，嘉庆帝不得不谨慎应对。

总的来看，嘉庆帝拒绝阮光缵的求助主要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在藩属体系下，清朝虽然需要承担“兴灭继绝”“字小存亡”的责任，但是这并非是清朝构建藩属体系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清朝边疆地区的安全。所以“兴灭继绝”只不过是清朝维护边疆安全的一种手段，而何时运用这种手段则要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当属国的内乱不威胁清朝边疆安全，不有损其天下共主地位，清朝往往会不予干涉。而西山朝在受到清朝的厚赐与重视后，并非恭顺臣服，“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此后，阮文惠又对清朝六猛之地提出领土要求，在遭到清朝拒绝后，“惠由是稍有不平，励士卒造船艘，阴有窥觎两广之志”，甚至扬言：“假我数年畜威养锐，吾何畏彼哉？”西山朝的种种不臣行为，违背了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的基本原则，这也表明西山政权并非清朝的理想选择，所以为有效地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和藩属关系的秩序，清朝有必要在安南寻求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西山政权。基于此，面对安南内乱，清朝采取观望谨慎的态度，这也表明在属国问题上清朝的政策更加务实和理性。

二、阮福映遣使求封与清阮藩属关系的确立

在对清朝态度上，与西山政权纵容海匪的“不臣”行为不同，阮福映则频频向清朝示好，并采取多种措施以争取清朝的支持。在乾隆帝出兵安南之时，阮福映便遣使臣奉书前往广东，并“以米五十万助力军饷”，但因在海上遭遇风难，音信久绝。随后，因清朝与西山政权建立了藩属关系，阮福映不得不中断与清朝的联系。在新旧阮之争中，阮福映势力不断增长，扭转了颓败局势，为获得清朝的支持，再次积极主动与清朝联系。嘉庆三年（1798年）五月，延庆留镇阮文诚、邓陈常上疏阮福映：“方今我与西贼正所谓以国敌国，势不得不伐交求援，使贼势日孤，方为万全良策”，建议阮福映将俘获的匪船送往清朝，“清帝必将嘉纳，不忍以寻常眇我”，倘若能临廷面觐，“一则提说西贼外帝内臣，投彼所忌以构其隙；二则探问黎皇，潜通消息，俱与之力请”。阮福映采纳了阮文诚、邓陈常的建议，同年六月，派遣翰林院侍学吴仁静奉国书随清商船前往广东探访黎维祁消息。到广东后，吴仁静访得黎维祁已经去世，遂还。

嘉庆六年（1801年）五月，阮福映攻克富春后，再次向清朝示好，“帝以旧京既复，议以国情移于两广总督”，派清商赵大任携带禀词前往广东，对清朝恤赏该国遭风难番的行为表达感激之情。两广总督吉庆将此事奏报嘉庆帝，嘉庆帝对此比较警惕，认为阮福映递禀之意，“不过欲嘉其恭顺，希冀奏明，或可邀天朝恩助”，但是农耐与安南现在争夺未定，不可稍存偏向。对于如何回复阮福映，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做了明确指示：“惟当谕以上年恤赏该国难番，系属天朝抚绥各国外夷常例，并未专折奏闻大皇帝圣鉴。今民人赵大任漂至尔国，尔国照料回粤，并带有文禀。本部堂深悉尔国感谢之忱，但上年抚恤尔国难番之事，既未具奏，此时尔国禀词，亦不便代为奏达。”从清朝的覆文中可以看出，嘉庆帝对于安南内乱之事避而不提，对阮福映亦无责备之意，只是不愿意与阮福映发生官方联系，对安南内乱仍是持观望态度，不予干涉。

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阮福映建国称帝，年号嘉隆。此时阮福映不但俘获了新阮所支持的齐桅海匪，还缴获了清廷锡封西山政权的册印，西山政权已是摇摇欲坠。阮福映与群臣商议，指出：“我邦虽旧，其命维新。复仇大义，清人尚未晓得……今所获伪西册印乃清锡封，所俘海匪乃清逋寇，可先遣人送还而以北伐之事告之。”阮福映遂以郑怀德为如清正使，吴仁静、黄玉蕴为如清副使，“赍国书品物并将所获清人西封伪西册印及齐桅海匪”前往广东，并请两广总督吉庆将此事代为上报。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嘉庆帝在接到吉庆奏折后，对阮福映送还册印、海匪的行为颇为赞赏，认为阮福映能“遣使恭缴敕印，并缚献逋盗，深得事大之理”。但是对于阮福映恭进表贡之事，又以其“邦家未定，又非素备藩封，揆之体制，尚不应在职之列”，婉言谢绝。

不过，嘉庆帝也意识到西山新阮将不能保有境土，加之其严重的不臣行为，所以也有了放弃西山政权的打算。阮福映抚有安南全境后，再次“命移书于两广总督问以邦交事宜”时，嘉庆帝已经知晓安南之事，又认为阮福映比较恭顺，故同意与其建立藩属关系，同时敕谕阮福映“既抚有安南全境，自应修表遣使请封”。在获得嘉庆帝允许后，同年十一月，阮福映再次遣使携国书及贡品前往清朝请封，表曰：“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裳、真腊等地方，因建国号南越，父传子继，二百余年。玆臣遥仗天威，扫清南服，有此疆宇，亦由先祖肇基南越之所自也。……伏望圣聪曲垂轸顾，锡以荣封，兼赐国号南越，俾臣赖得荷殊恩，继先志，奠安南服，永保藩封。”

阮福映态度虔诚，嘉庆帝阅其表文后颇为满意，但是对于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一事，则持警惕之心，未能答应。嘉庆帝认为南越之地包含甚广，清朝广东、广西地界也在其内，而此时阮福映即使占有安南全部之地，也仅为交趾故地。由于南越之名与安南事实不符，所以嘉庆帝怀疑阮福映“有恃功要请情事，恐其心存叵测”。因此将请封表文予以退回，同时又密饬两广地方官小心防备，不可稍有松懈。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在没有弄清楚阮福映的真实意图时，对其请封之事仍持审慎态度，这也是明智务实之举。

嘉庆帝驳回阮福映的表文后，又命大学士会合六部尚书议奏，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其请封之事。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及六部尚书奏称赵佗时期的南越国疆域广大，而今阮福映所占据的仅为南越一隅，“若该国复南越之古，名实既不相符，体制尤为未协”，“至安南国号，自宋迄今，数姓相承，并无更改”，因此“应请仍以安南为称，庶于事理允协”。但是，嘉庆帝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阮福映再次遣使请求清朝赐封“南越”国号，与上次上表不同，这次详细禀述了阮朝建国始末。四月，嘉庆帝阅其表文，觉其情词委婉，极为恭顺，所以不应当再授予“安南”之名。经过深思熟虑后，嘉庆帝予以变通，将其国名改为“越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并认为“越南”意为“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该国膺此嘉名，备位藩服，更足显荣勿替”。“越南”之名符合了阮福映的利益诉求，阮福映认为该国名“名称正大，字义吉祥”，欣然接受。

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清廷正式任命齐布森为册封使，前往越南进行册封。为了欢迎清朝册封使到来，阮福映“以邦交事体关重，令城臣仿黎故事增构殿宇及河津接使堂。又令谅山修仰德台，自洱河至谅山量地置驿凡七所，各设公馆”。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初四日，册封使齐布森出镇南关，行抵越南境内。正月十三日清晨，阮福映在敬天殿庭至朱雀门设大驾卤簿，命亲臣分别前往嘉橘公馆以及河津接使堂迎接册封使齐布森一行，阮福映则携百官在朱雀门等候。齐布森到达后，在敬天殿向阮福映行宣封礼，代表清廷向阮福映颁布了诰命诏书，并赐予了驼纽镀金银印。在册封仪式结束后，阮福映在嘉橘公馆设宴款待齐布森一行人。席间，阮福映向齐布森馈赠了纨绢、布、犀角、琦楠等物品，同时又以越南地方特产进贺，齐布森虽然辞谢，但阮福映仍然请“收其一二以慰其心”。这期间，阮福映对齐布森的招待不可谓不隆重，据《大南会典事列》载：“凡清使初到日、行礼日、回程日均有宴款，各一次。”册封典礼完成后，齐布森辞归，阮福映命尊室暲送其一驿，又命候命大臣护送出关。根据册封礼仪，清廷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后，阮福映需要遣使谢恩。所以在齐布森归国时，阮福映以黎伯品为刑部参知，充如清正使，陈明义、阮登弟充甲乙副使，携带贡品前往清朝谢恩。

从阮福映请封到清廷册封，再到阮朝遣使谢恩，清越之间完成了整个邦交典礼，这也意味着清朝与阮朝正式建立了以清朝为中心，以朝贡与册封为纽带的藩属关系，旧阮政权获得了清朝的承认，清越之间的藩属关系从新走向正途。

三、藩属体系下清阮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清阮藩属关系的建立，对清廷而言，既维护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有利于保障边疆地区的稳定；对越南而言，既有利于其国内的统治，也为其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由于清朝与阮朝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在藩属体系下双方积极互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越之间继续开展封贡活动。清越藩属建立后，阮朝按照“两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的规定，积极向清朝朝贡。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认为越南“远道驰驱，载途雨雪，而为期较促，贡献频仍，殊不足以昭体恤”，因此谕令该国“四年遣使朝贡一次”，贡品“照两贡并进之数减半进呈”，以显示清廷绥怀藩服之意。越南除了按照贡期积极纳贡外，在嘉庆帝、道光帝万寿大庆时也会上表庆贺。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帝五旬万寿时，阮福映命侍中学士武桢携表书及贡品如清庆贺。除此之外，在嘉庆帝驾崩、道光帝登基时，越南也请求遣使进香谕祭以及庆贺新帝登基。另外，越南阮朝皇帝去世时，阮朝向清朝遣使告哀以及请求册封新帝，清帝也会派员谕祭、册封。清朝与阮朝通过封贡活动强化了双方之间的藩属关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清朝与阮朝之间的关系比以前两个王朝更为密切。

其二，清朝与阮朝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清阮藩属关系建立后，阮朝积极向清朝遣使朝贡，这既是政治上的交往活动，也是一种官方贸易行为，双方通过朝贡贸易互通有无。越南贡使进京朝贡时，往往还带有采办货物的重任，如道光十年（1830年），明命帝遣使如清时，便令贡使采买苍璧、黄琮、黄珪等物品。此后又特意嘱咐贡使：“朕最好古诗、古画及古人奇书而未能多得，尔等宜加心购买以进。”此外，越南阮廷也常常命人前往清朝购买急缺物品。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隆帝委托清人谢明周、周泗记等到广东采买货物，而这次采办货物的费用达一万两，可见采购规模之大。当然，这种官方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消费的需要，在两国贸易往来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边境贸易与海洋贸易为主的民间贸易。以广西段边境贸易为例，在中法战争前就有3关、92隘、52卡，共147处之多。与边境贸易相比，清越之间的海洋贸易规模更大。据统计，1821年前后，每年驶入越南各港口的中国商船达116艘，载货重量近20000吨。由此可见清越海上贸易之繁盛。这种繁盛的经贸往来的背后既是双方关系友好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藩属关系的发展。

其三，清越之间在平定边界匪患以及海匪问题中积极合作。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逆匪高罗衣及其同伙在云南临安府作乱，为防止其逃窜至越南境内，嘉庆帝谕令守边督抚“豫期檄知该国，令其各守本境，一有窜入该国之贼，即行拦截缚送，交该督军营”。嘉隆帝在接到谕旨后，便“命城臣发文盘州兵守水尾州、罗顺州兵守昭晋州、伦州兵守莱州以备之”。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越南北圻地区发生农文云叛乱，明命帝叩关请兵平乱，道光帝虽然婉言拒绝，但是仍“整旅境上，遥为声援”。农文云及其部众逃进清朝境内后，被清朝陆续擒获，并交予阮廷处理。此后双方在平定边境匪患问题上继续合作，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后，清越边境地区发生李扬才叛乱，阮朝无力镇压，清军曾五次入越剿匪，深化了两国藩属关系，也为此后共同抗击法国入侵奠定了基础。

海匪问题曾是清朝的一大隐患，清朝也曾因西山新阮纵容海匪而与其交恶。清阮藩属关系建立后，双方在缉捕海盗上积极合作。如嘉庆十三年（1808年）三月，在清朝的追捕下，有八十余艘齐桅匪船逃至越南安广洋外，阮福映派水军对此进行了围剿，“斩匪十余馘，俘老少六十余人”。同年七月，有海匪逃至越南海域，嘉庆帝敕谕越南国王进行堵截。九月，越南水军将海匪擒获并送至清朝。此后，在道光时期，清朝与阮朝又多次合作缉捕海匪。虽然直至清末海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清朝与阮朝的联合缉捕下，海匪数量与规模大大缩小，海匪活动也没有西山时期那么猖獗。清朝与阮朝合作缉捕海匪的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沿海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两国的交往，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其四，清越之间在海难救助中互动频繁。中越两国依海相邻，两国人民通过海上往来频繁，因此时有海难发生。在海难之中，既有阮朝船只飘入清朝境内，也有清朝船只飘入越南。对于因海难而飘入越南的船只，阮朝统治者一般都会非常重视，给予钱米救助，甚至派人代为修理船只。不过，对于海难中的官船和私船，救助办法也有差异，“凡清官船漂到，厚加资送，仍缮具公文投递该国督抚知照；若系私船，照例发给钱米，听其随便搭回，或居住营生，无有发送”。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福建千总萧远侯难船停泊于平和柑棂海口月余，镇臣才听闻，随即遭到了嘉隆帝的斥责。嘉隆帝认为镇臣怠慢了萧远侯，命赐萧远侯钱三十缗、绢四匹、布五匹、米六方，随兵七人各给钱五缗、布二匹、米三方，并谕镇臣：“外国难船济给已有定例，惟萧远侯乃清公差，故别加赏给，示从优也。”当清帝听闻阮朝救助清朝难民时，也会对其嘉赏，并允许阮朝护送难民人员就地进行免税贸易，以示天朝上国怀柔远人之意。对于因海难而飘入清朝的越南船只，清朝也会进行救助，“给予口粮，加以抚恤”，然后遣送回国。

清朝与阮朝通过多方面的互动与交流，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互动之下，两国之间也存在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阮朝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越南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在明清时期甚至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并常以“中国”“中夏”“中华”自居。嘉隆帝曾自豪地对群臣说：“三代而下，惟汉得天下为正，后世莫及。本朝开创中兴名义甚正，亦无愧于汉矣。”明命帝在与群臣论及祭祀典礼时，也曾指出：“衮冕之制肇自轩辕，三代而下鲜有行者……北朝自清人建国以来亦已久废。我今举行之，倘清人易世后，典礼既失，亦将取于我大南取正。”明命帝认为明朝不亲郊祀有失事天之义，清朝祭天一年举行两次是渎祀，二者都不足以效法，只有阮朝一年一祭才是符合典礼，应当传之万世遵守。

阮朝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在与清朝的交往中，也格外重视“国体”。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明命帝遣吏部右参知吴位如清，吴位到谅山关后，请以公文、土物赠送给两广督抚，遭到了明命帝的强烈反对，明命帝认为“人臣无外交之义，《会典》甚明，两广纵与我厚，安可私交以丽法乎！”在明命帝看来，私赠两广督抚礼品，不符合邦交礼仪，有失国体。为防止有损国体，阮朝在挑选如清使者时，比较重视使者的学识。道光元年（1821年）十二月，使臣陈伯坚、黄文盛自清返回越南，明命帝问其清朝事，结果二人“皆不能对”。明命帝因而下令嗣后奉使清朝，“当择才识者充选”。道光二十年（1840年），明命帝再次强调，“如清使部，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指出“若其人贪鄙还为他国所轻，如西山使部私买食物，今成笑柄”，要求大臣要以此为鉴。在使者如清朝贡时，临行前阮朝统治者也会向其强调“慎辞令、重国体”。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越南阮朝影响之深。

阮朝统治者有着强烈的华夷意识，并反映到了与清朝的交往上。道光元年（1821年），阮朝候命陪臣阮文典、潘文璻上呈清朝册封使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称清朝奉送到仪注中有“彝官”二字，而以前往复公文中从未有这种字样，所以要求清朝“请后以越南官三字代用为好”。而在册封典礼之前，明命帝认为要礼随国俗，强烈要求用阮朝之礼进行册封。在按照阮朝礼仪完成整个典礼后，明命帝下诏布告中外，特意指出：“此次清使将命前来，凡事一从我国礼，自始至终雍容揖逊，用能早完钜典。”道光二十年（1840年），适逢贡期来临，明命帝与群臣论及清廷排列贡使朝觐班次问题，认为清廷将越南排在高丽、南掌、暹罗、琉球之后，是失于排列。在明命帝看来，“高丽文献之邦固无足论，若南掌则受贡于我，暹罗、琉球并是夷狄之国，我使班在其次，尚成何国体哉！”所以明命帝要求贡使提出抗议，倘若清廷仍旧如此排列，“宁出班而受其责罚，不宁立在诸国之下”。从朝贡礼仪的争端中，可以看出以文献之邦自居的阮朝视南掌、暹罗、琉球为夷狄之国，充分体现了文化优越感。

其三，阮朝与清朝也存在边界纠纷。越南阮朝建立后，随着其国力的发展，其疆土意识和主权意识也更加强烈，中越边界纠纷不断。嘉庆十年（1806年），越南兴化镇目递送传词给临安府六猛，称“各猛本彼嵩陵、莱州，沦入内地”，令其叛入越南。云南总督伯麟接据禀报后，一面“饬委镇道等将六猛掌寨妥为抚慰，严谕各边界加意巡防，并令该掌寨等自行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镇目”，一面“拟缮照会该国王文稿进呈”。云南总督伯麟“将传词驳回，晓以大义，令其恪守旧规”，嘉庆帝称赞伯麟所办甚是，同时也要求该处镇道等“凡与越南接壤之处，严密防范”，并严谕六猛掌寨，“毋许越南夷人偷串入境”，表现出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越南方面终不再争执。到了明命帝时，越南再次对六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遭到了清朝的拒绝。可见，在领土纠纷上，阮朝与越南历代王朝具有继承性，并不会因王朝的更替而放弃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

结语

清朝入主中原后，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统治者所构建的藩属体系，通过对周边属国施行“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确立了“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天子守在四夷”的边疆拱卫体系，共同维护中国王朝国家的安全，为清代中国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嘉道时期，在藩属体系下，越南阮朝积极与清朝交好，并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海难互助上展开合作，这也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由于越南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凸显，也与清朝进行了博弈和角逐，中越藩属关系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从藩属体系的运行来看，嘉道时期清朝延续了“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不治夷狄”等藩属体系的基本内涵，但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清朝在处理越南问题上更加务实和理性，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内涵更为凸显，所以面对新旧阮之争，嘉庆帝不再像乾隆帝一样“兴灭继绝”，出兵越南，而是任由越南国内事态发展，不予过问。此后越南国内发生动乱，清朝也多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即“蛮触相争，从不过问”，“倘该国有叩关吁求等事，著该抚正词拒绝”，体现出了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礼法原则。

其次，从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一时期越南阮朝并非甘心臣服于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而是试图摆脱清朝的影响，尤其是随着阮朝统治疆域的扩大，“东边一带，讫于南海，绕过西溟，凡戴发含齿，皆隶版图，海澨山陬，尽归率土”，道光十八年（1838年），明命帝将嘉庆初年赐封的“越南”国号更定为“大南”，并认为“原称‘越南’，今称‘大南’，更明名义”，这充分体现了阮朝清晰的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与此同时，阮朝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心理上对清朝存在蔑视，甚至觊觎清朝边疆领土，这也挑战了清朝所构建的“天下体系”和“藩属体系”。由于清朝国力的衰弱，其治边政策不断收缩，藩属体系中“兴灭继绝”“保藩固边”等基本内涵逐渐弱化。清朝虽然通过羁縻手段维系着中越藩属关系，但主要体现在虚幻的封贡礼节上，这也表明清朝在维护藩属体制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第三，从中越所处的区域政治格局来看，嘉道时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但是中越两国均未能洞悉世界大变局，仍然以保守的心态经营两国藩属关系，尤其是越南试图打破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的束缚，对清朝“做朕屏藩”表现了出消极懈怠的态度。道光十年（1830年），明命帝得知英国将侵略中国广东时，不但没有将消息上报清朝，而是冷眼旁观，“英谋侵清国，于我亦毫不相干”，这表明藩属体系下清朝“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由于清朝秉持“不治夷狄”的原则，不过问越南国事，而越南也对清朝漠不关心，所以在法国侵略越南并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越法和平友好条约》时，越南未向清朝报告，而清朝也未予以重视。可见，在世界大变局下，面对外敌入侵，双方并没有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进一步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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