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同志回忆他们在莘县的抗日斗争经历

（本文为杨立功、贾鲁峰、王惠卿同志的回忆）

莘县﹣﹣我们的故乡。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多灾多难的童年，接受党的雨露阳光，加入了革命队伍，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炮火之中！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每想起抗战时期在莘县这块土地上度过的日日夜夜，我们总是心潮激荡，禁不住要想起一些往事……

抗日烽火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越过芦沟桥，把战火扩展向华北大平原。抗日战争开始了！

抗日战争之初，莘县一片混乱。国民党县长王嘉猷闻风丧胆，仓皇逃窜；大路上，国民党逃兵比比皆是；土匪蜂起，"司令"如毛，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人民群众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中流砥柱，屹立于民族战争的惊涛骇浪之中！1937年，共产党鲁西北特委成立，并向各县派出干部，开展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南撤的命令，决心抗战。从此，在鲁西北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1937年10月，范筑先专员委任地下共产党员吕世隆为莘县县长。吕世隆到达莘县后，和张炳元、冯子华、王惠卿等同志，组成了中共莘县县委。当时，我党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建立抗日群众组织。各界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动委会）、抗日农民互助会（农会）、抗日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性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我党对各群众组织都配备了党员干部，担任领导工作。这些群众组织，即是我党团结、联系工农群众、进步知识分子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发现、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和干部。

各群众组织，以农会最为壮大、活跃。1938年春短短几个月内，县有农会的总部，区有农会的分部，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农会的基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战自溃、弃地而逃十分气愤，对我党的团结抗日政策诚心拥护。在发展农会的过程中，我党还特别注意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1938年春县政府搞放赈，凡有农会的村庄，由农会确定赈济对象，首先照顾那些生活真正困难的贫雇农，优先照顾农会会员。还有一项工作，对农民震动颇大。千百年来，有理无钱的穷人从来没打赢过官司，农会成立后，农民打官司时，农会便向县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主持公道，使得穷人也能扬眉吐气，打赢官司。处理好一个案子，影响一大片，团结一大批。农会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农民看到农会真的能为穷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感受到了参加农会的实际利益，一时间，在农村形成了人人相信农会，办事依靠农会，个个争入农会的风气。

农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救亡室和识字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开展宣传活动的形式很多。那时集市上有不少传统的"庙会"，会上在大空场里搭台子唱戏。开戏之前，农会干部上台讲演"团结抗目"、。"爱国一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大道理，这样的讲演对群众震动很大，很有效力。有时，农会干部一下台，就被人们围起来，有要求参加农会、自卫队的，有邀请农会干部到自己村去讲演的，还有的开明士绅，当场表示愿意捐粮捐款，支持抗日。搞宣传的另一常用形式就是街头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主要是《放下你的鞭子》、《老乡，明天孩子怎么过》等短小精悍的小戏，宣传效果很好。当时，写抗日标语和教唱抗日歌曲也搞得挺活跃、大多数村庄墙上都有石灰、锅底烟灰描的抗日标语。大部分人都会唱抗日歌曲，青抗先、儿童团、姊妹团、自卫队，在开会之前，总要先拉拉歌。总之，在日本鬼子尚未占据的鲁西北这块地方，抗日气氛搞得很浓。

群众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我地下党组织，选择有能力、有才干、革命觉悟较高的工农知识分子，分批吸收入党。这些党员都和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经过一段工作实践的锻炼，很快就成长为能独立完成任务的骨干力量，有些人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这一阶段，党组织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党员队伍迅速壮大。

1938年秋，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活跃。在此基础上，莘县党组织对抗日群众力量进行大检阅。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在莘县城东北角大广场里，用桌子摞了个高台。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并肩站在高台上，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分列两侧。吕世隆代表县政府、王惠卿代表各界群众讲了话。检阅开始后，大姑娘们扛着红缨枪，青年农组成的队伍，有的手寒光闪闪的大刀片，有的扛着明晃晃的大铡刀，还有扛白蜡杆子的，扛铁撅头的，扛三齿钩钉耙的，一队接一队，高呼着口号，唱着歌曲，从高台前走过，那情景威武雄壮，令人振奋！

血换教训

莘县抗日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震动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和国民党反动派。两股反动势力合为一股浊流，对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运动施展了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以惠迪德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封建地主头子刘玉珂等人，表面上奉迎县长吕世隆，表示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中却死抓住政权、军权、财权不放，对革命力量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对我党派到各地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设置障碍，故意刁难。吕县长批准给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经费，他们借口财政困难，长期不发。有时，闹得我区上的农会干部连饭都吃不上，他们控制的反动武装，不断威吓群众，就在吕县长举行抗力量大检阅的时候，他们暗中指使歹徒在城四关鸣枪，惊扰检阅，这帮家伙暗中制造了很多谣言，诬蔑吕世隆同志，栽赃各群众组织，挑拨离间统一战线中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到1938年秋，颇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了。

这个时期，党内有些同志迷信所谓合法，片面地讲团结，讲良心抗战。因此，在许多方面，放弃了党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内不敢独立地开展工作，当时，县参议会的大权，掌握在封建地主头子刘玉珂手中，县以下6个区长中，只有1个是共产党员。在抓抗日武装方面，县、区两级武装力量本已发展到1000多人，可是领导权大都落在国民党和民团头子手中。后来，党内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吕世隆同志曾任命共产党员曹彬为一连的连长，宋英为政治指导员。但是，由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我党又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连的权仍操纵在原连长土匪头子刘仁唐手里，当时各区都有几十个人的武装，叫区队。因怕刺激国民党，我党被派到区队工作的同志，不敢称指导员，改叫政治教练和军事教练。由于军权不在我党手里，我党在农村的政策，如减租减息等，在大多数农村，只停留于口头宣传，而不能实际贯彻执行。总之，由于党内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内不敢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势力得寸进尺，愈来愈猖狂！

1938年11月15日，日寇攻陷聊城，范筑先将军光荣殉国。从此，鲁西北的抗日战争局面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折！

聊城失陷的消息传到莘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势力的代表人物，认为对我党开刀的时机已到，立即动起来。聊城沦陷的第二天，"吕县长要携款逃跑"的谣言传遍全城。他们妄图以此卑鄙的手段逼走吕县长，并在吕县长出走的时候扑之或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名正言顺的口实来掩盖谋杀吕县长的罪恶。但是，吕世隆同志刚毅不屈，临危不惧，并且揭露了某些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那些家伙一见诡计不成，便撕去了伪装，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17日早晨，匪首刘仁唐，利用早已收买好的几个排长，把一连连长曹彬和指导员宋英两同志扣押，他重新攫取了一连的指挥权。午饭后，县长吕世隆把参议会会长刘玉珂召去义正词严警告他，不许破坏县政府的抗日工作，严正宣告了他的儿子刘仁唐非法抢夺军权的罪行，戳穿了他们造谣中伤，制造混乱的无耻行径。但是，这一切为时太晚了，就在吕县长怒斥刘玉珂的时候，掌握武装的刘仁唐、马金壁、张继超等勾结国民党县党部的孙光远，已经秘密发动了兵变，正调集打手，包围吕县长的住处。老奸巨滑的刘玉珂，为了拖延时间，在吕县长面前唯唯诺诺，对某些事情佯装不知，有时又为他们一伙的罪恶进行狡辩。直到农会会长王惠卿同志来向吕县长报告军队哗变的消息时，刘玉珂才借口"制止儿子无理取闹""劝军队回营房"，溜之大吉了。转瞬间，一伙持枪匪徒在刘仁唐带领下闯到吕县长面前。吕世隆同志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搞兵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准备开门楫盗的罪行。但是，禽兽不可理谕，吕县长的话没讲完，匪徒们便开了枪，吕世隆同志含恨倒在血泊中！

吕世隆同志牺牲后，莘县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代表人物洋洋自得，弹冠相庆。经过我党艰苦工作蓬勃开展的抗日群众运动，骤然夭折。但是，共产党员吕世隆同志的鲜血没有白流，莘县党组织从这次事变中清楚地认识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坚持我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权力，特别是武装的领导权。

勇往直前莘县事变不久，刘玉珂等人引狼入室，把莘县大片土地拱手让给日寇。谋杀吕世隆同志的匪徒张继超等人，堕落为可耻的汉奸。

此时，我地下县委，组织部分党员和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转移到莘县、朝城、冠县交界处。这块地方和我党在冠县南部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武装可以及时救

援。自然环境是一片沙荒，树高林密，芦苇连片，便于转移隐蔽。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莘县的革命力量在这里又重新集结起来。

1989年春，我们从莘、冠边被党派回莘县，秘密开展工作。当时主要工作有4项：一是整顿农村的党组织，是搞宣传，向群众讲解抗战必胜的道理，到敌人古领的地方贴标语、散传单，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三是扰乱敌人，主要活动是割电线、挖公路，四是有目的的打击汉奸，筹集抗日活动经费。

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鲁西北特委领导下，于1939年春末夏初，正式成立了莘县抗日县政府，同时，建立了县一级武装，编为八路军抗日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县委书记王惠卿同志兼任大队长。从此，莘县人民揭开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自卫战争的新篇章。

1939年夏，莘县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用长途奔袭的方法，一夜之间，同时对4个伪区公所发起猛攻，日伪军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顾此失彼，无法招架，4个伪区部被摧毁。我们乘胜前进，接连消灭了另两个伪区部。这时，除莘县城东一个伪区部苟延残喘外，莘县周围的伪区政权被我抗日武装基本上扫光。我们把解放了的村庄，划为6个行政区，建立了抗日区公所。从此，莘县抗日政府有了自己的大片根据地。

1940年夏，莘县抗日武装力量空前壮大，以县委书记王惠卿为营长，贾鲁峰同志为教导员，成立了莘县独立营。农会和自卫队又重新组织起来，恢复了活动。这时抗日民主政府几乎控制了全县，把敌人压缩在县城内。这一时期，党组织迅速地得以整顿、恢复和发展，到1940年感，党员总数已达1000余人，在抗目根据地内，实行了合理负担：在农村逐步地贯彻减租减息等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由于调动了栏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地内经济状况便开始好转，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这个时期，我们还特别注意动员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各项抗目的工作，同时抗日民主政府内，还吸收了部分开明士绅，和他们共商抗日政府的工作，抗日根据地内群情高涨，抗日工作开展顺利，人民武装逐渐壮大。

艰苦岁月1941年，鲁西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极其艰苦的时期，

1941年秋，国民党反动派的"曲线救国论"散布到故后来，原来尚未公开投降日寇的国民党流散部队和地方武装，这时，明目张胆地投入日本鬼子的怀抱。在不久的时间内、汉奸队伍恶性膨胀，数目大增，日伪流后，便采用了阿堡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分地主富农，害怕共产党的力量壮大，害怕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加上日寇汉奸的恫吓，收买，不少人投降了敌人。1941年秋大早，不少土地绝产1942年麦季又遭早灾，儿乎颗粒未收，出现了少见的大款年，加上地主富农囤积粮食，群众无法生活，纷纷背乡离井，逃荒在外，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我们的党，抗日政府、抗日武装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考验：

这个时期，生活艰苦是第一大难关，生活最困难的时，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士兵，都无法吃饱饭。有时连续几天，只能靠喝稀粥度日。干地瓜秧子磨成粉，掺上胡萝卜缨子，树叶子，清水煮上一大锅，那时吃起来可香甜哩。能喝上纯玉米面糊糊，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县委的干部，我们的部队，连野菜、树叶都不能放开肚皮吃，就这样，还要行军打仗，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就是在根据地内，也没固定的地方住。为应付紧急情况，要经常转移。不管是刚合上眼皮，还是才端起饭碗，一声令下，就得马上开拔，有时一夜之间要转移好几个地方。住到村里，能铺上点柴草睡觉，这算条件不错了。不少时间是露宿在野外树丛中、坟地里、壕沟边。同志们几个月得不到换洗衣服，加上睡觉不脱衣，人人身上生虱子，甚至帽子里也有虱子，那时大家幽默地叫它"抗日虫"。

这个时期，杨立功同志担任莘县县委书记，王惠卿同志任抗日县长。当时县委、县政府和武装部队，工作是繁忙而艰巨，战斗是紧张而激烈。在军事方面，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抓准战机，组织了有名的马颊河伏击战和杨二庄战斗。这两次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创，煞住了敌人妄图一举吞灭根据地的凶焰，有效地保卫了我马颊河西岸的根据地。在根据地内，继续贯彻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政策，同时，还领导农会，组织借粮。办法是由农会选派代表，找确实囤积粮食的地主、富农谈判借粮，如果他们不肯借，农会就组织会员到他们家中静坐示威，搞说理斗争，地、富慑于组织起来的群众之威力，不得不答应农会的要求。我们的党、政府和武装部队，把生产自救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和群众一起，风雨同舟，共度荒年。这个时期，虽然艰苦，我们仍然主动出击，巧妙地对敌伪开展斗争。我们不断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游击区、敌占区，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死心投敌的叛徒，进行严厉镇压，保护了人民群众，打击了敌人。与此同时，我们开展了对敌伪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我党曾有计划地将党员秘密派进城去，在伪军中用巧妙的办法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员，争取同情者。到1943年底，莘县城内的伪军中，已建立了有10多个党员的支部，赞成起义反正的伪军近百名。这项工作搞得比较出色，所以我们能掌握敌人的动态，取得了对敌伪斗争的主动权，为1944年里应外合解放莘县的战斗做了准备。

艰苦的岁月似大浪淘沙，是草屑泡沫随水而去，是真金留了下来。当时，根据地小了，但更巩固了；队伍的人少了，但更纯洁了。这段艰苦的日子，锻炼了部队和干部的意志，密切了我党和群众的关系，保存了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大反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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